SESSION 3：伊朗——当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 50 倍，制裁到底有没有用？

伊朗里亚尔：10年贬值50倍，制裁有没有用？

2012 年 1 月，1 美元可以换到 12,000 伊朗里亚尔。2023 年，同样的 1 美元能换到 600,000+ 里亚尔。

50 倍的贬值。一个拥有 9000 万人口的中等规模经济体，在十年内经历了财富的系统性蒸发。这不是自然灾害，不是内战，而是外部金融制裁的直接结果。

伊朗是历史上受到制裁最久、覆盖最广的国家之一——从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美国扣押人质危机算起，已经超过 40 年。但直到今天，伊朗的神权政府还在，核计划还在，革命卫队还在。

那么，制裁到底有没有用？这是本节课最难回答、也最重要的问题。

伊朗石油工业——制裁打击的核心目标石油是伊朗经济的命脉。在制裁最严厉的阶段（2012–2015 和 2018–2020），伊朗石油出口从每天约 250 万桶骤降至不足 20 万桶，石油收入崩溃直接引发了里亚尔贬值和通货膨胀。但即便如此，政权并未垮台。

一、2012 年的分水岭：SWIFT 被当成武器

在 2012 年之前，对伊朗的制裁主要是”定向制裁”——冻结特定个人和实体的资产，禁止特定武器交易。这些制裁让伊朗不舒服，但不至于窒息。

2012 年 3 月，美国成功说服 SWIFT 把伊朗的主要银行踢出全球报文系统。 这是 SWIFT 历史上第一次被用于地缘政治目的——一个设在比利时的中立金融基础设施，被动员成了制裁工具。

效果立竿见影：

伊朗的国际贸易支付渠道几乎全部中断
石油出口收入无法正常汇回国内
里亚尔在 2012-2013 年间贬值超过 80%
通货膨胀率飙升至 40%+

同年，美国还通过了《伊朗威胁削减与叙利亚人权法案》（ITRSHRA），祭出了最强大的二级制裁条款：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，如果继续以美元结算伊朗石油交易，就会被切断与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。这意味着：如果日本银行要帮日本石油公司付伊朗石油货款，日本银行就可能失去在美国的代理行资格。在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里，这是无法承受的代价。

日本、韩国、印度、中国——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——全都大幅削减了进口。伊朗石油出口从 2012 年的约 220 万桶/天跌至 2013 年的约 110 万桶/天。

二、JCPOA：谈判成功的短暂窗口（2015–2018）

重压之下，伊朗在 2013 年选出了相对温和的哈桑·鲁哈尼担任总统，外交谈判随之启动。

2015 年 7 月，P5+1（美英法俄中+德国）与伊朗达成《联合全面行动计划》（JCPOA）：伊朗同意将铀浓缩丰度限制在 3.67%、减少离心机数量、接受 IAEA 核查；作为交换，西方解除大部分制裁，解冻约 1000-1150 亿美元的伊朗海外资产（其中约 600 亿美元实际可动用，其余受到其他限制）。

谈判背后的外交奇迹：美伊两国在断交 35 年后，国务卿克里（John Kerry）与外长扎里夫（Javad Zarif）进行了数十次直接会谈。这在当时被视为奥巴马外交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协议实施后，伊朗石油出口在 2016 年迅速反弹至约 200 万桶/天，里亚尔稳定，外国企业（包括空客、西门子、Total）开始重返伊朗市场。

三、“最大压力”：特朗普的选择（2018–2021）

2018 年 5 月，特朗普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 JCPOA，重新施加”最大压力”（Maximum Pressure）制裁。

效果：

伊朗石油出口在 2020 年跌至约 20-30 万桶/天（不及 2011 年的 1/8）
里亚尔持续崩溃
2019-2020 年通货膨胀率超过 40%
外资全面撤出

但”最大压力”的政策目标是什么？ 特朗普政府说是”让伊朗回到谈判桌”，但隐含的目标似乎更接近于”政权更迭”或”完全结束核计划”。这两个目标都没有实现：

伊朗没有回到谈判桌（在特朗普任期内）
伊朗铀浓缩从 3.67% 上升至 2021 年的 60%+，2023 年接近 84%（武器级为 90%）
政权依然稳固——尽管 2019-2020 年爆发了大规模抗议

四、制裁能不能导致政权改变？

答案几乎可以确定：不能，至少不能直接导致。

从理论上讲，制裁应该通过两条路径发挥作用：

直接成本路径：让目标国的经济痛苦大到统治者被迫改变政策
政治路径：经济痛苦引发国内政治压力，让民众要求领导人改变政策

问题在于：

威权政府可以通过镇压和转移责任（把痛苦归咎于”美帝国主义制裁”）维持统治
精英阶层可以通过特权渠道（黑市、走私、加密货币）保持财富，而代价由普通民众承受
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的经济实体实际上在制裁期间扩大了垄断——因为外资撤出后，市场由国家关联企业接管

一项研究对 1915-2000 年间 174 个制裁案例的分析发现：制裁在大约 30-35% 的情况下”部分成功”，但”成功”的定义往往是较小的政策调整，而非根本性的政权改变。

五、投资与金融角度：制裁与大宗商品市场

伊朗案例对大宗商品市场有直接影响：

2019 年”最大压力”全面实施时，美国要求所有买家将伊朗石油进口降为零——全球市场随之吸收了约 100-150 万桶/天的供应缺口，油价上涨
沙特和阿联酋增产填补了部分缺口，进一步强化了 OPEC+ 的市场影响力
制裁豁免的发放和撤销，直接影响了短期原油期货市场的预期

对投资者来说：伊朗制裁成为观察石油供应端的一个重要变量——而且是一个被政治完全左右的变量，任何行政决策（如恢复 JCPOA 谈判或升级制裁）都能在几周内改变市场预期。

为什么重要

伊朗案例提供了关于经济制裁最诚实的一节课：制裁可以制造巨大的经济痛苦，但痛苦不会自动转化为政策改变。 制裁是一种强制工具，不是一种解决方案。它的最佳用途可能是作为外交谈判的筹码（像 2015 年 JCPOA 那样），而不是作为代替军事行动的”终极武器”。

当下的争议：拜登政府的伊朗政策是否也走上了同样的死胡同？ 当制裁无法改变政策时，长期维持制裁的成本是什么——对伊朗普通人，对美国盟友，对全球石油市场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