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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兴市场银行走向全球：从本土到国际的战略演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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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EM银行为什么要走出去

在分析跨国银行战略时，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视角是：不只是美国、欧洲的大型银行在”走进”新兴市场，新兴市场本身的银行也在积极地走向国际。理解这一双向动态，是把握全球银行业格局演变的完整图景。

现代银行大楼——新兴市场银行走向国际的战略演变 图注：新加坡的DBS银行——一家国有银行如何成为”全球最佳银行”，挑战了”国有=低效”的刻板印象，也是EM银行国际化战略的教科书案例

EM银行国际化的驱动力，可以从几个维度理解：

1.1 跟随客户战略（Follow-the-Customer）

当一个国家的大型企业开始国际化扩张时，它们的主银行往往跟随其后——因为熟悉的关系、已建立的信任，以及对客户业务模式的深度了解，使本土银行比国际银行在服务这些客户时具有天然优势。

巴西Itaú Unibanco在整个南美洲的扩张，很大程度上是跟随巴西跨国企业（矿业、建筑、农业）在智利、秘鲁、哥伦比亚、阿根廷的投资而展开的。BNDES同样通过”跟随巴西企业出海”为国际业务提供融资。

1.2 侨民银行（Diaspora Banking）

对于拥有大规模海外侨民社区的国家（印度尤为突出），本土银行在海外社区中有巨大的天然客户基础：

印度国家银行（SBI）在全球5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，主要原因正是追随数千万印度海外劳工和技术移民的金融服务需求。

1.3 市场寻求（Market-Seeking）

部分EM银行走出去，是因为本国市场竞争饱和，利差压缩，增长机会有限。进入竞争不那么激烈的邻近EM市场，可以复制在本国积累的经验和产品，以相对低的成本获得更高的回报。

Itaú在巴拉圭、乌拉圭、玻利维亚等小型EM的业务，正是这种逻辑：这些市场缺乏有经验的本土银行竞争对手，而Itaú可以直接复制其在巴西的零售银行模式。

1.4 政治战略对齐（Political-Strategic Alignment）

这是中国银行国际化区别于其他EM银行的独特维度：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的海外扩张，不只受商业逻辑驱动，更直接服务于国家的”一带一路”战略目标——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联系网络。

二、巴西银行的跨国扩张

2.1 Itaú Unibanco：拉美私人银行的帝国建设

Itaú Unibanco是拉丁美洲市值最大的私营银行（高峰时期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），其南美扩张版图包括：

Itaú的国际化战略有几个值得学习的特征：

Bradesco的国际化相对有限，主要集中在欧洲侨民社区（葡萄牙、英国）和美国的巴西社区，战略上更聚焦于国内市场的数字化转型。

**Banco do Brasil（BB）**作为国有银行，在南美多国有分支机构，主要服务巴西政府的外交和商业利益，以及巴西农业出口链条中的融资需求（如在阿根廷、巴拉圭的大豆贸易融资）。

三、印度银行的国际化

3.1 SBI：全球足迹最广的EM银行之一

**印度国家银行（State Bank of India，SBI）**在全球50多个国家拥有分支机构或代表处，是全球足迹最广的EM银行之一。SBI的国际网络构成：

SBI的国际化并非以商业盈利最大化为主要目标，更多服务于国家战略（维持与海外印度裔社区的金融联结）和外交目标（在战略重要国家保持金融存在）。

3.2 HDFC Bank与ICICI Bank的有限国际化

与SBI的广泛覆盖相比，HDFC Bank和ICICI Bank的国际化更为聚焦和谨慎：

这两家银行选择”聚焦国际、而非广泛”的战略，反映了对印度本国市场增长潜力的判断——印度国内市场的信贷渗透率仍极低，本国机会足以支撑数十年的高速增长，无需冒险去竞争更激烈的国际市场。

3.3 花旗印度→轴心银行：外资退出的重新组合

2023年花旗完成印度消费银行业务向轴心银行（Axis Bank）的出售，是近年EM银行格局重组的重要事件。这次出售不只是一次资产交割，而是意味着：

四、中国银行的全球扩张：软实力与商业逻辑

4.1 四大行的全球网络

**工行（ICBC）、中行（BOC）、建行（CCB）、农行（ABC）**在全球50-60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，规模远超其他EM银行，但相对于其资产体量，国际化程度仍然有限（国际资产占比通常在10-15%以内）。

**中国银行（BOC）**是四大行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，历史上长期承担对外汇款和国际贸易结算职能，在欧洲、美洲、东南亚的网络最为广泛。

4.2 代理行（Correspondent Banking）的战略重要性

**代理行关系（Correspondent Banking Relationship）**是国际支付体系的基础设施：当国内银行需要执行涉及外币的跨境支付时，必须通过在目标货币国有账户的”代理行”完成。

简单说：一家缅甸银行想帮助客户向美国转账美元，它必须在一家美国银行有开户账户——后者就是它的美元代理行。没有代理行关系，许多EM银行根本无法为客户提供跨境支付服务。

中国银行在全球的代理行网络，使中国企业和亚非拉的中国投资相关支付能够顺畅进行。这也是”一带一路”能够运转的金融基础设施之一——没有中国银行在当地的代理行关系，一带一路项目的工程款和贸易结算都会面临障碍。

4.3 反洗钱合规与”去风险化”的困境

**去风险化（De-risking）**是指西方大型银行为降低反洗钱（AML，Anti-Money Laundering）和制裁合规成本，主动终止与高风险辖区银行的代理行关系。

这一趋势对EM银行（特别是非洲、加勒比、东南亚的中小型银行）产生了严重冲击：当它们失去在美国、英国大银行的代理行账户时，实际上被排除在全球美元支付体系之外——这对于需要进行进出口结算的当地企业是灾难性的。

“金融排斥悖论”（Financial Exclusion Paradox）：越是需要与全球经济融合的发展中国家，越因合规成本高而被大型西方银行视为”太高风险”，从而被切断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连接。这是去风险化政策最难以接受的副作用。

中国银行在这一背景下，为部分EM国家的银行提供了替代性代理行服务——这不只是商业决策，也是地缘政治布局的组成部分。

五、外资银行在EM：稳定器还是不稳定因素？

外资银行在EM市场的存在，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：

5.1 支持外资银行的论点

5.2 反对外资银行的论点

没有确定性结论：外资银行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，高度依赖具体市场条件、进入方式（并购vs绿地投资）以及监管框架。

六、EM银行的未来：五个趋势

6.1 数字化扩张替代实体扩张

传统的国际化路径需要在目标市场建设实体网点、申请监管牌照、招募本地员工——成本高、周期长。数字化技术正在改变这一方程：

通过远程开户（使用人脸识别和数字身份认证）、手机App服务、与当地移动网络运营商合作，银行可以以极低的边际成本服务跨国用户。Nubank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扩张，就是数字化优先的国际化路径实践——不建实体网点，纯App获客，利用巴西市场积累的数据和技术能力快速复制。

6.2 东盟银行一体化

**东盟经济共同体（AEC）**的推进，正在为东南亚银行创造”合格银行”（Qualified ASEAN Banks，QABs）框架，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在成员国之间更自由地经营。马来西亚的Maybank、香港的DBS（新加坡），都在利用这一框架深化在东盟区域的布局。

印度尼西亚、越南、缅甸的银行市场，将是东盟一体化背景下最重要的扩张目标——人口众多、金融渗透率低、数字化基础快速发展。

6.3 CBDC与数字人民币的冲击

**央行数字货币（CBDC，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）**的推出，可能从根本上颠覆当前代理行体系的必要性：如果中国的数字人民币（e-CNY）与其他EM国家的CBDC建立直接互联，跨境支付就不再需要通过代理行账户进行——这将绕过目前以美元为中心的SWIFT体系。

这不只是技术变革，更是货币地缘政治的潜在转折点：如果越来越多的双边贸易和投资通过直接CBDC结算，美元在国际支付中的主导地位将面临挑战——这也是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对CBDC间互联高度关注的核心原因。

6.4 气候金融的战略布局

随着绿色转型资金需求爆发，率先在绿色金融产品（绿色债券承销、可持续贷款、ESG评估）领域建立能力的EM银行，将在未来十年的EM发展融资中占据有利位置。

Itaú在可持续金融领域的早期布局（第一家在拉美发行绿色债券的私营银行）、印度HDFC Bank的绿色信贷框架，都是这一战略布局的表现。

6.5 区域EM银行生态系统的崛起

未来十年，可能出现若干以区域为中心的EM银行生态系统：

这些区域生态系统的形成，将减少对西方大型银行的代理行依赖，增强区域金融自主性——但同时也可能增加区域内金融风险的传染性。

李光耀（Lee Kuan Yew）的视角： DBS银行（星展银行）是李光耀银行体系建设最杰出的遗产。这家1968年成立的国有银行，在1990年代还是一家相对保守的地区性银行。李光耀的方式：以市场薪资聘请顶尖人才，给管理层真正的自主权，但以结果追责。DBS在Piyush Gupta（CEO自2009年起）领导下，转型为全球最领先的数字银行之一，连续多年获得GlobalFinance评选的”全球最佳银行”。

一家国有银行，在一个EM，击败JPMorgan和HSBC，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全球最佳银行——这挑战了几乎所有关于国有银行、EM竞争力的刻板印象。李光耀的遗产是：制度设计可以使国有机构同样具备卓越效率。

邓小平（Deng Xiaoping）的视角： 中国工商银行（ICBC），如今全球最大的银行（资产超过5.5万亿美元），是邓小平银行改革遗产的最终体现。ICBC在1984年作为独立银行成立（从中国人民银行分拆出来），1998-2003年经历大规模坏账清理（1690亿美元转移至资产管理公司），2006年上市（当时全球最大IPO），随后迅速成长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。从一家省级信贷机构到全球最大银行，用了不到30年。

这个故事的核心教训：国有银行的能力上限，由它所处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。在有高度动员能力的发展型国家（如中国）中，国有银行可以成为全球级竞争者；在制度能力弱的EM中，国有银行往往成为政治腐败的温床。“好的国有银行”和”坏的国有银行”之间的差异，不是所有制形式的差异，而是政治体制能力的差异。

毛主席的视角： “我们的银行应该服务于我们的发展，而不是华尔街的利益。当工商银行进入非洲，它建立的是基于互利发展的经济关系——而不是殖民时期西方金融在非洲进行的那种掠夺。这是南南合作，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型金融关系。”

特朗普的视角： “非洲的中国银行是债务陷阱。还不上钱，中国就拿走港口、矿山、基础设施。这是穿着发展援助外衣的掠夺性贷款。美国银行以透明方式运营；中国银行是中共的工具。”

马斯克的视角： “整个代理行体系是一个纸质金融世界的遗迹。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可以取代EM银行需要在美国银行持有账户才能接收美元的需求。金融基础设施的去中心化，是加密货币最重要的应用之一——让发展中国家从美元霸权的中介成本中解放出来。”

（这三种视角代表了当前全球金融秩序争论的三个方向：中国的南南合作叙事、美国的国家安全视角、以及对现有金融基础设施的技术解构主义。三者都抓住了真实的矛盾，但都有其简化之处。理解它们之间的张力，是读懂未来十年全球金融格局演变的关键。）

跨境数字支付——新兴市场银行国际化的数字化转型 图注：EM银行走向全球，越来越不需要建设实体分支机构——数字化代理行和移动支付平台正在重新定义”国际化”的含义。但在这背后，反洗钱合规的压力正把许多小国排除在全球金融体系之外，上演着”去代理行化”的金融排斥困境。

一个故事：去代理行化——当合规部门切断了非洲最贫穷国家的美元通道

2012年，HSBC被美国司法部罚款19亿美元，理由是允许墨西哥毒品卡特尔（主要是贩毒集团Sinaloa）通过其墨西哥子公司洗白数亿美元，以及违反伊朗和苏丹制裁条款。同期，巴克莱、渣打等多家银行也因为制裁违规缴纳了巨额罚款。

监管机构的回应是加重处罚。银行的回应是”去风险化”：关闭与高风险辖区的代理行关系。

问题在于，“高风险辖区”的定义极为宽泛：整个加勒比海地区、中美洲大部分、中非、西非、太平洋小岛国。这些地区的银行失去了在美国大银行的代理行账户，意味着无法处理美元跨境支付。

对苏里南的一家银行来说，这意味着无法为出口木材的企业结算美元货款。对所罗门群岛的一家银行来说，这意味着无法接受海外务工人员汇款。对巴拿马城边缘的一家银行来说，这意味着无法为墨西哥商人处理美元汇款。

这些合法业务，因为”整个地区的合规成本太高，不值得维持关系”，被无差别切断。

这是合规规则的”意外伤害”：针对洗钱的措施，将最脆弱的合法经济体排除在全球美元体系之外。世界银行估计，2011-2016年间，全球失去代理行关系的银行数量超过5000家，主要集中在小岛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。

这个故事是”金融排斥悖论”最赤裸的呈现：最需要全球金融体系帮助的国家，因为合规成本而被系统性排除。EM银行的国际化，部分是在填补这个真实的基础设施缺口。

为什么重要

EM银行的国际化，是全球金融体系去西方化（De-Westernization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理解这一进程，对几乎所有在EM从事金融工作的人都有直接意义：

对EM投资者：了解目标市场中外资银行vs本土银行vs政策性银行的力量对比，是判断银行股估值、信贷周期和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基础。

对政策研究者：外资银行的”去风险化”与本土银行能力建设之间的张力，是未来十年EM金融包容性的核心政策挑战。CBDC互联的设计，将决定未来全球支付体系的权力格局。

对开发性金融从业者：区域EM银行生态系统的形成，为开发银行的”第三梯队”定位（补充商业银行无法覆盖的缺口，而非与其直接竞争）提供了新的坐标系。

这门课从金融系统的基础功能出发，穿越银行体系、资本市场、监管框架、主权信用、消费金融、ESG、政策银行，最终抵达EM银行走向全球的视野——从本地到全球，从历史到未来，从技术到政治。这不只是一套知识体系，而是一套理解世界金融秩序重塑的思维框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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